郭改云：任继愈的国图岁月
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任期最长的馆长；
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；
他以年迈之身为民族的文化振兴创下了千秋功业。
我总是记得，
因为记者的职业，我结识过各个阶层的人士，走进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，旋即又淡出、疏离，渐渐地只留下些许记忆。惟有任继愈先生，自始至终鲜活在我心里，并凝成永恒。
任继愈先生融汇中西，贯通古今，为人为学，高风亮节；他一生低调，不图虚名，成就卓越，举世同仰。尤其是在晚年，他埋首书山，整理古籍，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今天，在任继愈先生仙逝5周年之际，让我们一起轻轻地走近他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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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，71岁的任继愈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的“北京图书馆”（现国家图书馆）任馆长。
也许是冥冥之中有天意，60年前，当任继愈先生还在山东济南读高小时，就曾当过图书馆“负责人”。那时，学校让同学们自办小图书馆，占用教室的一角，设两个书柜，加把锁，推举一名同学掌管，半年轮换一次。
任继愈先生从“前任”手中接过钥匙不久，“济南惨案”爆发，学校停课，小图书馆不复存在。不想在“一甲子”之后，他当上了亚洲最大的图书馆馆长。从此，他把坐拥书城，传播知识与文明，视为一位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。
一直以来，学界都有一种“图书馆存在悲观论”，认为随着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人们对信息和文献的需求，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图书馆，并且最终有一天图书馆将在人类社会中消失。
对此，任继愈先生有深刻思考，他讲：“图书馆是一个长寿的机构，即使国家消亡了，政府没有了，但图书馆会存在。因为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轨迹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宝库。并且，它具有教育和传播知识的功能，是推行终身教育的重要场所,它的覆盖面要比学校宽广得多。”
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任上，有着双重身份。一方面他做“学者”，从事学术研究；另一方面担任“领导”，追求与时俱进。他认为：时代的发展，不仅要求图书馆传播知识，还要过滤掉不真、不良的信息，去伪存真，培育和传播先进文化。只有这样，图书馆才能成为优秀文化的捍卫者和传播者。
任继愈先生还常讲，图书馆没有读者，就如同鱼失于水，缺了存在的依据。国家图书馆为普通读者服务，天经地义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？应该是人有我有，人无我也有。
正是在任继愈先生的提倡、呼吁和努力实践下，国家图书馆的定位逐步清晰，其学术地位和文化形象不断提升，阔步迈进国内外一流图书馆的行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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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任继愈先生看来，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，还是有生命力的、活着的文化。而正是这种活着的文化，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。他预测中华民族文化的鼎盛时期要在二三十年后到来，他这一代人应为文化高峰期的到来打基础。因此，他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，让珍贵的馆藏得到广泛使用，作为自己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。
1992年，《中华大典》开始编纂，任继愈先生担任编撰委员会主任，兼任《哲学典》和《宗教典》主编。是年，他已经76岁。
《中华大典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，属于类书的性质，相当于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按照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地理等各个领域分卷，把各种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编辑整理。工程浩大，耗时惊人。
作为编撰委员会主任，任继愈先生邀请了冯友兰、钱钟书、季羡林等300多位著名学者，还跑到史学家戴逸、数学家吴文俊等先生的家中，动员他们担任各自领域的分典主编。
由于经费紧张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组委会无力支付编纂人员的酬劳。任继愈先生从大典编纂开始后的十几年里，未拿过一分钱。后来终于有了些经费，工作人员把他的身份证“骗”来，办了张卡，把稿酬打到卡里。他知道后说：“再这样的话，我不干了。”
任继愈先生远离名利，远离喧嚣，远离公众视线，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的工作。几十年来，他每天总是早上4点起床开始工作。除非必要的公事，不出去应酬。有人问他：“您不觉得枯燥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枯燥，坐不得冷板凳，就做不得学问。”
走进《中华大典》编纂办公室，就像走进了书籍的海洋。寒来暑往，无数专家来了又走了，而任继愈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。他从不做“挂名主编”，靠左眼仅存的模糊视力伏案工作，经年不辍。儿子心疼父亲，将家用摄像机与电脑连接起来，将书本的文字放大显现在电脑屏幕上，以方便他观看。
在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继愈先生坐镇国家图书馆，皓首穷经，年高德劭：
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，历时16年完成了107卷、总字数过亿的鸿篇巨制《中华大藏经》；
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，编纂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《中华大典》；
他主持的镇馆之宝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出版；点校本《二十四史》、《清史稿》也在重新修订之中……
然而，任继愈先生在年近90岁退休那天，却谦虚而不失幽默地说：“我想了半天，也没觉得我这18年做了什么事情，工作都是大家做的。我只让人给图书馆的玻璃门上贴了张纸条，提醒大家不要撞到玻璃上，这可能就是我做的工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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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继愈先生一直想著述一部带有自身学术总结性质的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。年逾古稀，完成这个心愿是何等迫切！
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心愿。因为他的案头，总有浩繁的古籍整理工作用去了所有时间。而与自己的著述相比，这些书稿永远排在优先的位置。他甘愿为后人做一块铺路石而鞠躬尽瘁。
或许，任继愈先生晚年倾心尽力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，还需要若干年才能迎来收获的一刻。在后人的辉煌中，谁又能忘记其中属于他的那一份光彩？
事实上，任继愈先生罹患癌症多年，而他一直表现得“若无其事”，大家也便觉得无事了。他说：“生命就像银行里的存款——如果你们还有100块钱，而我只剩下最后的5毛了。我要用好它。”
2009年6月，任继愈先生病情加重。医生说，他浑身都是癌细胞，疼得不得了，但他仍关注着《中华大藏经续编》的编纂进程。
当天上午，国家图书馆官方网页悄然蒙上“黑纱”，网站文字和图片均呈黑白两色。
灵堂设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学术报告厅。被鲜花簇拥的照片上，任继愈先生风度翩翩，穿着深色西装和白色衬衣，戴着黑框眼镜。他面带沉吟之色，目光深邃地投向远方，似乎在注视着遥远地平线上世界文明的曙光，又仿佛在眷顾着他的学术生涯；而对于凝望着他的人们来说，则蕴含着亲切道别与殷切叮嘱……
“老子出关，哲人逝矣，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；释迦涅槃，宗师生焉，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。”
挽联概括和颂扬了任继愈先生为民族文化振兴所创的千秋功业！
任继愈先生是在每天起床工作的时间走的，让人觉得他是去天国续编《中华大藏经》了。
（来源：《党建》杂志）